walking on

又停水了。自来水笼头发出“喉喉”的声音。全家人紧急行动，查清楚究竟什么原因断了水。

去年元旦我从阿坝走。司机大叔把我拉到他家亲戚住下。虽然之前他没有明白告诉我是去他亲戚家，但看到仍然是家家庭旅馆，也干净，所以我也就欣然背包进去了。

老板娘见我放好了行李，便领我在院内走了一圈，指给我厕所位置，还有讲解如何用水。

旅馆那时还没有装自来水，却有了像模像样的水台，贴瓷砖的那种，很大。我们所有住客的用水都盛在院角的一个黑色大水缸里，旁边摆了一排热水瓶。

“冷水在缸里，需要热水就倒瓶子里的，”老板娘虽然身形比同年纪的汉族人高大，但声音温柔。

第一晚，我准备刷牙洗脸。院里只有靠房间一边和厕所门口有灯。昏暗中，我看到缸盖了木盖，一把瓢放在上面。我一把揭开盖子拿木瓢往里面够水，奇怪，木瓢径直滑到一边。我再试探一下，还是滑溜溜的。我往缸里定睛看，除了黑，其他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一个念头上来了，“是冰”。我拿瓢一敲，果然脆脆的。还好有热水。瓢里虽然只有一丁点儿的冰渣滓，可我倒了三四倍的热水还是不觉得暖和，将就用吧。第二天问了老板娘，得到了确认，缸里的水早晚都会结成冰。

接下来的几晚，我就习惯了，摸出了一套基本步骤--敲冰打水，再加热水。

老板娘一家人很好，一见大家用水了，便提了水壶出来加热水，“水烫不烫，要不加火上的热水吧。”

甘肃玛曲的一晚，我在车站旅馆住下，方便第二天一早赶车。

旅馆房间里有脸盆架，但没有冷热水。老板开了门后，随即提来了热水瓶。瓶里的热水其实只比冷水暖和一点，所以我也不用询问哪里有冷水。没有水池，我只好将水泼到门外，第二天5点过离开时发现门前一滩冰，亮亮的。

郎木寺镇上的人们现在还习惯在水渠或河里洗衣服，特别是天气好的时候，从水渠头到水渠尾或跪或坐的都是洗衣服的，有结了婚的贤惠妻子，有上了年纪的老妈妈，还有小姑娘们。水渠里的水特别干净，不管曾经洗了多少件衣服，也不管上游有多少人洗衣。

给我印象特深的是看几个孩子洗阿客老师的僧袍。他们把袍子展开，平铺在草地上。一个比较高的孩子拿起一袋洗衣粉，像播种一样抖得到处都是。另外两个个子小的孩子帮忙从袍子两边向中间叠，然后用手敲敲打打。我没能注意到他们是怎样放到河里清洗的，因为河旁边出现了辆驴车。车子是铁皮作成的大箱子。小个子的中年男子把驴车引到河边，一桶一桶地把河水装到车箱里。
“这水是干什么用的？”我问。

“要拉到寺院厨房，给他们用，”中年男子虽然面色黑黝，但说话很客气，脸上也满是笑容。

虽然不知道寺院厨房在哪儿，但不一会儿，驴车又回来拉第二趟水了，接着是第三趟，看来离河不远。

另一头，属于甘肃省的赛赤寺院目前还没有自来水。因为整个寺院都建在山上，也没有河水经过。他们一切用水都是从山里引出的泉水。我没有数过有多少个出水口，但印象中应该有四五个，分布在整个寺院里。一年三百多天水都是汩汩地流出，先淌在故意安排的一块整石块上，然后再流到山下。时间长了，自然形成了一条小溪流。为了记住出水口修建的日子，人们在石块上刻上了日期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。

住在寺院里的孩子们最主要的家务活儿是提水。他们用来装水的用具不计多少，有专用的塑料水桶、铁壶，还有喝剩下的饮料瓶子。水桶用很粗的麻绳套在瓶颈处，打个结，孩子们就可以把它们背在身后，双手勒住绳子，保持绳子在肩膀位置不动，水桶就乖乖地贴在背上。孩子们想出点子用最大那种饮料瓶子背水。他们用细绳子连好两个瓶子，把它们像褡裢一样甩在肩膀上，一肩两个。接满水后，手就握住前面的两个瓶子，保持平衡，他们一阵小跑回家，再转头背下一次。如果有几个孩子一起，也许背一次水就足够了。

我总觉得背水这事对孩子来说太过了。他们不高，而且很瘦，可就连那些小小的四五岁的孩子也学着其他孩子的样，一肩驮着一对塑料瓶子去背水，身子摇摇摆摆的。可孩子们却没把背水当作苦差儿，只要他们一提起水桶、拿起瓶子，总是一溜烟兴奋地跑出家去。

出水口是孩子们小小的娱乐天地。没有通知，也不用召唤，大家自然都集合到这儿。孩子们拿出各自新奇的玩具，小汽车呀什么的，就在旁边水泥砌的矮墙边滑了起来。还是一个拉力赛。一个车子从坡上翻了下来，车主人蹦起来，跑到坡下把它拾起来，但比赛还在继续。围观的观众一手拿包土豆片，一手不停往嘴里塞，车子落到自己脚边，负责喂的那只手还帮忙拾车子。

背水的孩子一到出水口，水桶索性地往管子下一丢，就和旁边的打闹起来。水直往桶外冒也没有人注意到，是哪个孩子讲的笑话把大家都吸引住了。

闹了半天，我们还是没找到停水的原因。妈妈说水会来的。是啊，它总会来的。还是古人们聪明，修了大水缸在院里，雨时积，平日用，多好啊！

排着队时，我最羡慕取护照的人。他们不用排队，不管什么时间到，总可以随时进去。签证处的铁门为他们敞开。剩下我们一溜儿继续排队。
第一次申请签证，我恨透了这种待遇，但当时没空考虑这些感觉。

为了摸清位置，我到北京的下午就去使馆区走了一趟。地址很清楚，但由于使馆区很大，纵横几条街，我走了很长时间，还问了几次路才找到。我的步行全程在站岗武警的注视下完成，这让我更想快些找到瑞典大使馆。在使馆签证处，我问了值勤的武警早上什么时候到这儿最好。
“8点吧，”一个说道。

“8点晚了，现在签证的人很多。昨天有人7点没到就来了，”另一个反驳道。

我自然惊讶不已，可只有一个念头生成，就是一定要抢在其他人前面到这儿。

从我住的青年旅馆到大使馆，快走的话大概25分钟。我设好了闹钟，算好时间，应该早上5点起床。

第二天仍然漆黑的早上，我背包上路了。路灯昏黄得有时只能靠脚的感觉探路。三里屯全是酒味儿，令人反胃。我加快步伐。

再走下去就是使馆区了，每个门口都有站岗的武警。虽然他们武装了枪支，但反而安慰了我“怦怦”直跳的心。看起来他们比我更紧张。我听到旁边的步话机里传来“嗡嗡”的声音，接着一束手电光照过来。我转过脸盯着那束光时，它又挪走了。想来他们应该早就习惯了和我一样的匆忙路人。

到了瑞典使馆签证厅门口，拉起了警戒线，旁边站着一个武警。我挪到离他一米远的地方站好。他扭过头来看了看我，我没有打算移动，他又转回去继续盯住前方。

开始下雨了。“糟糕的天气”，但我连这儿也想到了，拿出雨伞撑开。

另一个武警走过来，后面跟着两个，走向站岗的武警。我想他一定是个长官级的人物，走路的姿态与其他的不一样。

“去拿雨衣穿上，”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听出来不是命令，只是建议。

“不用，这么小的雨，”那个武警一点不介意他的外套被打湿。

长官没再说话，带着另外两个继续巡逻。

天放亮了，雨也渐渐停了。自行车道上开始有人跑步。自行车也多了起来。一对中年夫妇朝我走来。

“这是瑞典使馆吗？”他们需要进一步确认。武警点点头，然后对着我说：“去排队，你是第一个。”听了我赶忙蹿到正对铁门的警戒线处，担心第一的位置被抢了去。武警也迈到那里，拉开警戒线进去，然后转身立正在我正前方。

夫妇俩走到我后面排好。

“你是住哪儿的？我们还以为很早呢！”“我们就住这附近，30块一晚，只要离使馆近就好了，”虽然没有排到第一，他们还是很高兴。
一辆车慢慢停在街边。下了车，他跑过来，手里还提着早饭。

“是这儿排队吗？”他看看我们问道。

“是，排队呢，”夫妇俩热情地接过话茬。

“我是为一个朋友排队来着。车可以停这儿吗？有停车场吗？”他问武警。

“有，在天桥下。”

“我是第三个吧，帮我排着，谢谢啦，”他提醒道。

黑牌照的使馆车也出现在街上。先看到一车的小孩子过去，再是一车的黑皮肤、穿着白色校服的青少年们过去，还有独自开着小车的过去。
“什么时候才开门呀！”即使车子一辆接一辆的开进使馆区，我还在等，而且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
队伍不知不觉地排长了起来。

穿着灰色大衣的警卫来了。我终于感到我的漫长煎熬要结束了。

可他原来也和我一样等着“放人”的时刻来到。9.30，他伸手拉门，门锁着。“奇怪了，怎么还没开门？”连他也按捺不住。

他按了对讲系统。“15分钟以后，”与里面的人通话完毕后，他告诉武警。我又泄了气。“等吧，”现在仅剩这个念头。

身后其他人听来比我轻松很多，他们交换着彼此签证的成功经验。

“我已经去过瑞典了，这是第二次了。我签的是商务签证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”说话的人穿着一件到膝盖的黑色呢子大衣，手里提着黑色公文包。

“我们是去看女儿，她在那里上学，”中年夫妇连眼神都充满了幸福，“我们已经去过几次啦。”

“这么多人，他们都会办理吗？”

“签证处订了新规矩。只要早上11.30之前来的人都给办理。”

这个消息对我没什么作用。第二次签证时我还是早到，只比第一次晚点儿，但还是第一。

“这比意大利使馆签证好多了。我上个星期在那儿排队，晚上就去了。排了一百多个人。”

这又安慰了我。我们这条队伍也不过就二十多个人，而且我也没有彻夜排队。

终于，轮到我了。一进铁门，我加快步伐，跳上楼梯，推开两道门，到了大厅里。里面看起来跟银行差不多，拿号再排队。这次比较舒适，可以坐下来等。窗口上方显示以A或B打头的号码。

就几分钟，我的申请受理了。

“等大使馆通知吧。5个工作日后，可以打电话询问，”窗口里的工作人员不动声色地传达指示。

“哎…，”我长吁一口气。从起床到看着材料被收拾起来这4个多小时后，我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更漫长等待。宣判日期应该早些，甚至就应该在递申请当时。我想着人们评价的美国大使馆“立即死亡或签证”的作法，嫉妒。

没有等到一周，我就接到了电话告知“你的签证拒签了”。那头，她的声音很平静，显然对她来说，这样的告知不过是千万次中的一次。
我却比想像中坚强，一次不行，再签第二次。

第二次签到了，却耗时一个多月。

再次回到大使馆取签证。8.30，我准时到了签证处。又看到了熟悉的队伍。不同的是，我也可以交换成功经验了。

“签到了？”

“签到了！”

我顺着警卫让开的位置推开铁门进去。

“我拿到了，”几分钟工夫我出来了。

“太好了，”每个人都激动起来，连警卫也是。

“快去机场吧，”有人喊道，“有车了！”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。

“啊，就是，就是。谢谢了，下次见！”我把背包扔上肩，边谢边跑了出去。

什么时候再签第三次呢？很快吧。我不再担心被拒签，但还是不能晚到，真郁闷。

我的行程中没有花湖，但车上遇到的重庆夫妇坚持要我跟他们一起租车。“你不会很晚到郎木寺的，”他们向我保证。只好从了他们。

租的面包车正好停在花湖入口处。几块石头立在那里。摸下车站住脚跟，几匹马奔到我们面前，穿着藏袍、一只袖子背在身后的孩子们围住了我们。

“骑马，骑马！”他们用带口音的普通话向我们嚷嚷。

重庆妻子兴奋地跟着嚷起来，她一直寻着骑马的机会。

我高度戒备，离马远远的。

讨价还价一番，他们选中了各自心仪的马匹，在孩子的帮助下上了马。

头发长长的孩子看得出来很喜欢拍照。只要我们一举起相机，他立刻凑了上来，扮出各种表情。所以他也是合影最多的孩子。

终于等到他们溜达了回来，重庆丈夫提议让我给他们拍照。和孩子们一起，费了一阵工夫，他们才把两匹马并在了一起。我按照他的要求，从不同角度取景，正前方、侧面，终于大功告成。

登上面包车，我们继续往里面开。

车子被两三个拦了下来。为了门票一阵讨价还价，最后达成一致，团体票。

面包车再次停下来时，我们真的到了。没有栅栏，没有门，只有一条踩烂的泥巴路不知通向哪里。

泥巴路实际只有一小段，接下来的竟然是用木板搭起来的“低架桥”，从翻乱的泥巴中拱出来。

牦牛无人似的在桥的两侧溜达。有的也横穿桥面，趁桥上没有人时。

还有毡房，立在桥的两侧，但隔了段距离，没有牦牛靠得那么近。

一位老妈妈跪在一方席上，一手撑地，一手整理着什么。身旁的毡房冒出白烟。衣服就晾在房子的周围。毡房后面，一团黑黑的东西仆在地上。不用猜，我相信那一定是顶顶有名的藏狗。

重庆丈夫跳下木桥，径直向那毡房走了过去。我的心也跳到了嗓子口，双眼直直地盯住那团黑黑的东西。它站起来了。我的手盖住了双耳。“恩，没有声音？”我嘀咕起来。它又趴了回去，没挪地方。

妻子也跟了过去。他们在毡房前向我招手，我装笑地摆摆手。

当然他们安全地回到了桥上。丈夫炫耀地告诉我他们尝到了新鲜的奶渣子。

我们跟着木桥前进。

左手边一阵吵闹，扭头看，老老小小坐了一拖拉机。小孩子填在每个空隙中。看来他们准备出发啦，孩子们激动地尖叫起来。

木桥很长，我们走了很久，泥地渐渐地变成了一湖水。水面上，白色的花朵仰着头。

木桥把我们引向了人堆。那实际是一处平台，周围用木栏围住，一侧放了长椅。

照惯例，我们先感叹了湖水的美丽和湖面上鸟儿的惊艳后，四处环顾找地方歇脚。椅子上已经有人坐着了，我们只好在他们的脚尖旁坐了下去。重庆夫妇拿出小灶、气罐和饭盒，开始准备午餐。

“花湖已经被严重破坏了。现在不能在里面露营，我去年来的时候还可以。”

“这里的人越来越多。那些随便扔垃圾的人真令人讨厌”。

“明天还要来守。”

椅子上面的聊天听起来挺有意思。我转过头去打量他们。

中间一位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她看起来应该超过了六十，但一身户外打扮，头上扎了根花头巾，颈上挂了个相机。

她还在继续“讨伐”乱扔垃圾、破坏花湖环境的人。旁边的一男一女，年轻人，握着三脚架和相机，认真地听，一脸忧虑。

吃了米饭，再喝点儿蛋花汤后，我们从原路返回。

我们看到一个妈妈和她的孩子向我们走近。我们笑着向他们挥挥手。妈妈忽然甩开孩子的手，对着孩子朝我们的方向摆手，孩子一脚长、一脚短地扑腾过来。

小孩子一手撑在木桥上，一手朝重庆妻子伸过去，对着她手里的饼干。重庆妻子马上把饼干整盒地给了孩子。孩子拿过来又扑腾地走回妈妈身边。妈妈弯下腰拉住他，抬起头来冲我们笑笑，一手拆了盒子，扔在泥地里。

我们继续往回走。

一群小孩子光着屁股在旁边的水沟里玩儿。他们沿着泥巴沟壁往上爬，又滑下，再是一阵乱笑。

走过泥地，我们回到草地上。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迎面走来，女孩手里扯着根线绳子，一头吊着只老鼠。

我们很好奇，拦住女孩问明白。

“这是我的老鼠，”女孩将脸扬得高高地，炫耀的神情。

女孩的普通话说得不错，我们可以聊聊天啦。

“你在哪里上学？”我问她。

“在那边，”女孩手一指。我顺着指尖望过去，还是这片草原。

女孩看出我的迷惑，又解释道：“我们上学要走六里路。”

“啊？”我惊讶道，想象着他们在黎明中移动的身影。

“我们搬家后就不上学了，”女孩继续说道。

我分辨不清当时心里的滋味，只好埋头在我的背包里翻呀翻。找到了几支笔和几个本子，我拿起递给女孩。女孩拿了跑向那个男孩，牵起男孩的手又跑回来。

“这是我的弟弟，给他几支吧。”

我将包底整个翻了出来。“...没有了，”我支吾道。弟弟已经撅起了嘴。姐姐还是姐姐，把挂着小老鼠的线头放到弟弟手里，弟弟马上笑开了，把老鼠丢到草地上，整个人跟着趴了下去，用线绳子摆动老鼠左右摇晃。

昨晚有模特大赛，冬日寂寞的国色天香也热闹了一晚。音乐、哨声、欢呼，从开着的顶棚蹦出来，音量丝毫不减地直往我们耳里钻。

那晚是我第一次看到热腾。夜色中的国色天香早已沉默，可没想到还有热闹一把的机会。几个人在路上跑了起来，“哈哈”大笑地从我们身后窜向前去。赛场入口处竟然还有一家烧烤店点着五六盏灯，烟熏火燎的，配合着当时难得的欢闹气氛。

郎木寺也有令人捧场的娱乐节目，吸引着来自各个方向的人群。

漂流过来的表演团借着大街玩耍表演，类似杂耍。

靠近桥头的路口是必选表演场地。音乐无疑很大声，人不用看就知道里三层、外三层地团团围住。

只看人群，我就猜到有东西可看。踮起脚尖，望过几个人头，被围住的是耍杂技的，他们像是一家人，爸爸和女儿。

小女孩儿，大概八、九岁，穿着红色表演服，紧身的那种，头发束成一团，用黄色发花扎在头后。在男子的热烈介绍声中，她从课桌似的桌子后跑出来，爬上另张桌子，站住脚跟，背对一瓶塑料花。

她试探地慢慢向后弯身，身上的骨头根根贴着衣服露出原形。音乐节奏骤然快了起来，女孩儿稳住速度向后继续弯，直到嘴贴近塑料花。开始有笑声从周围爆发了出来。拿麦克的男子趁机走到人堆中，另一只手举着一个铜盘。

他所到之处，人堆马上也散开出一个洞。他继续为身后女孩鼓劲，一边继续往人多的地方扎过去。也有人伸出手放到铜盘上，他马上弯腰致敬。

我只停留了一会儿，看到一些人来了，另一些人走了，可围的堆子还是那么大。孩子们兴趣不减，在选中的最好位置处靠着课桌坐下。

除了这些杂耍之外，也有像样的歌舞表演。

杂耍的人通常是一个拖拉机或者类似大篷车的装来镇上。选好位置，卸下装备，音箱、桌子还有表演者。不用吆喝，人自然便围了上去，舞台就有了。

歌舞表演显得正规多了。表演前，通常有宣传的红色纸单子在街上发。表演场地也相对正式，都在什么院子内。门口贴有大幅海报，人们互相转告“明星来了，明星来了”。

在住的青年旅馆对面的大院子里，听说有表演，还听说其中一个歌星是郎木寺当地人。演出前几个小时，院子里的人就已经挤到了门口、还有门口的公路上。大家都伸长脖子等待。时间过去了，表演没有按时开始，可没有人离开，不断地又有人冲了进去。我的朋友也夹在人群中，一会儿被挤到这边，一会儿被挤到那边，再一会儿就不见了人影。

摩托车塞住了路口。还有摩托车不断地从山上的土路上冲下来，挂着白灰，冲入人群中。

我可没有勇气挤进去，只是站的远远的观望。没见了朋友的人影，我也离开了，上了屋顶。

桌子搬到了外面的露台上。老板和一个朋友坐在那里。我加入她们。大家问好后，各自沉入午后的阳光中。

头顶的天空没有一片云，蓝色径直地一泻而入我的双眼。下面街道上尽是摩托喇叭声、拖拉机“砰砰”声、去夏河汽车的揽客“呜呜”声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安静和惬意。

只一条的街上，临街的台阶上都坐着人。长袍的、长靴的、挂刀的、盘头的、长辫子的、裹头巾的，一个挨一个地坐着。有的和站着的聊天，有的到处张望，有的只是坐着。

这好像也是一种娱乐节目，而且最流行，随时随地受欢迎。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单脚盘坐在地上，旁边放的包袱塞得满满的。羞涩的女孩子把头藏在衣袖里，但还是不小心地露出了红红的脸颊。老爷子们有的干脆敞着胸脯，瞪着街上的行人。带到镇上来的小孩子们安静地坐在旁边，双眼忍不住地四处打望，镇上的孩子则满街疯跑。平时喜好溜达的小黑猪们时务地从街上消失，逃到河边。
每个人这样都可以坐整整一个下午，什么也不干，只是坐着。

寺院法会也是最大节目之一。

每有法会时，都是全家出动。女孩一手搀扶着拄拐棍的老婆婆，一手牵着小孩子。男子通常是皮衣或者崭新的短藏袍、皮裤，还有皮靴，看得出来他们住的地方离郎木寺不近。孩子们高兴地聚集一起，在大经堂前你追我赶。好不容易地将他们拦截了下来，被要求磕头。孩子们马上收起脚步，双膝跪地，必恭必敬地磕下头，直到碰触到地。整个磕头完成后，他们兴奋地又你追我赶起来。
大经堂门前的山头已经没有空地，整一片全是人。其他的自然地在经堂门口围成一个圈，法舞就跳在圈中央。孩子们都坐在圈的最里面，双腿盘着坐好。
大家一直看到法会结束，又是磕头，然后互相搀扶着离开。拖拉机、摩托车、小面包车还有轿车在人群中慢慢往山下挪动。

穿多袋背心的人们，更是大老远跑来，飞机、火车、汽车的颠簸到郎木寺。他们也很喜欢各类节目，因为他们可以抓到构想中的画面。

最近，街上又有了新玩意，类似我们的彩票。立在门口的高音喇叭不间断地喊叫着“23，45，36…”。虽然看不到有人围观，但总有人从门帘子进进出出。我的朋友对这个很感兴趣，可听说他目前为止还没有赢过，他很失望。